中国的席居文化最早起源于先秦时期，是中国的原生文化，日本的和室（榻榻米）、韩国的韩室、中国少数民族及东南亚等地保留的部分席居传统皆是中国古代席居制度的直接传承。而现代中国人身体重心离地，以椅、凳作为支撑工具的“立体”起居方式则是西方的起居方式，属于舶来品。目前发现的最原始的席是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期，它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准确鉴定和测年的编织品，这枚编织物残片发掘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在同期的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居住遗迹中，也出土了芦席、篾席。由此可见，“席”是中国古代的必备家居用品，对于夏日用席的由来，还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五福神仙“福禄寿喜财”每到夏日要下凡赐福，财神和喜神负责寻找有席的人家作为下凡落脚之地，所以家家都要备席，期待神仙降临。夏天更要睡在席上“沾沾喜气”。“席到喜来，招财镇宅”“好席九分财，不富也镇宅”这些民间关于席的谚语更是让夏日睡席成为风尚。席在古代虽属家具，但在重礼仪、尚礼器的时代，它是具有礼器属性的，或者说席在礼仪中是不可或缺的。西周时期，从天子诸侯的朝觐、飨射、封侯、祭天、祭祖等重大活动，到士庶的婚丧、讲学以及日常起居等，都要在席子上进行。隆重的朝仪，士大夫须脱履脱袜，赤足登席，“剑履上殿”代表古代臣子权力的顶峰，地位仅次于帝王。在席子成为日常生活中表现礼节规制的象征后，统治者根据席子的大小、花纹、摆设位置等来确定身份等级。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对席已经有了明确分类，分类是以礼数“五”为原则。按照《礼记·礼器》的记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可见，席子的使用与身份密切相关。《周礼·春官》中“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须知与其位。”其中，“司几筵”是专职掌管设几铺席的官员，他负责按不同场合、身份和地位设几铺席。所谓“五几”是玉几、雕几、彤几、漆几、素几；而“五席”就是“莞席、藻席、次席、蒲席、熊席”。顾名思义，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草制作而成的席子。除以上纳入礼数的“五席”外，还有“不太入流”的萑席、苇席、篾席、丰席、底席、荀席以及沐浴时所用的蒯席等。在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中，各种席就在其中，如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春秋时代的簟席；河南信阳楚墓出土了战国的竹席；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莞席；浙江安吉的五福楚墓出土了两千年前的竹席。席子的摆放位置也蕴含着等级秩序，《礼记·曲礼》：“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就是说，如果几个人同坐于一席，席南北向铺放，西为上位；席东西向铺放，则南为上位。在丧礼之中，席的使用也有尊卑之别。《礼记·丧大记》说：“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国君死后的小敛、大敛是用簟席，大夫用蒲席，士则用较粗的苇席了。正因为席的使用尊卑有序不可僭越，所以《礼记·檀弓》中记述了“曾子易箦”的故事，孔子的学生曾子严守礼制，重病中的他知道自己不是大夫，不应使用华美的竹席，所以他批评儿子和弟子不换席是见识短浅，坚持换掉不合于其身份和地位的席子，乃至在换席过程中死去。《说文解字》中说：“天子、诸侯席，有黼（音fǔ）绣纯饰。”黼是绣在席子上的黑白相间的斧形花纹；纯，指席子的边缘也装饰着花纹，说明这种精致绣花的席子只能由天子与诸侯使用。《尚书·周书》中记载了周成王死后，仍为他四周的座位布置席子，“间南向，敷重篾席、黼纯”“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死后如他生前一样，以显示其天子的权力与地位。古人席地而坐、择地而卧的生活方式称为“席居”，席居生活史在我国古代延续了上千年，由此产生一套生活习惯、风俗礼仪，甚至影响到衣履式样、建筑格局乃至尺度体系。先秦乃至两汉期间，人们生活中的坐具分为“筵”和“席”，“筵亦席也。铺陈曰筵，籍之曰席。”地上底层铺的较粗的叫筵，筵上面铺的精细编织物叫席，合而统称“筵席”，今天人们还会用“筵席”一词指代酒席。另外，“筵”还是周代建筑面积的计算单位，《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由此可见，以“九尺之筵”作为建筑室内的计算单位，在周朝就已经存在并加以应用。至今仍保留席地起居生活习俗的日本，也沿用了以席作为衡量室内空间的模数，以榻榻米为基本面积单位建造的住宅，可将内部空间在现代西式与传统和式之间随意变换。《礼记》规定：“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讲的是五人在一起，德高望重者必须另外安排一张席子。现代中的很多词语均源自于此，如“主席”“首席”等赋予了“席”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其他更多的一些词语如“出席”“列席”“入席”“退席”“缺席”等也都来源于席，这说明席居文化影响深远，绵延不绝。席可卷可释，汉代贾谊《过秦论》中写道：“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据统计，与“席”相关的成语有60多条，带“席”的词语有300多个，足以证明了“席居文化”曾经的辉煌。启蒙读物《三字经》里有“香九龄，能温席。”讲述的是东汉人黄香在炎热的夏季拿扇子为父亲把床上的枕席扇凉，驱赶蚊虫；冬天寒冷时，他替父亲暖热被窝的故事。《世说新语》中有“管宁割席”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由此产生了“割席断交”这个成语。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古人外出时会带着柔软轻便的席子，这让我国的席居文化走出国门，漂洋过海来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在日文中，席写作“畳”，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榻榻米。平安时代的日本出现“寝殿造”风格的建筑，寝殿为中央正屋，其中铺满席子。北宋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了当时高丽宫廷宴饮时的席居制度，在宴饮中高丽王与使副“就席而坐”，献酬之时又“避席而立”。即便到了现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还保留席居传统，西双版纳傣族居住的干栏式民居称为“竹楼”或“木楼”，楼下架空作为圈养牲畜和存储区域，楼上居住区域铺垫单人坐席，居住者入内脱鞋、席地而坐。
《论语·乡党》道：“席不正，不坐……”这是当时坐席的礼仪。所谓正席，是指席的四边要与堂室墙壁平行放置。在日常起居、宾来客往中都是正席而坐，孔子就严守“席不正不坐”的准则。席地而坐对坐姿的要求很高，其中长跪最礼貌，踞坐（蹲状）比较傲慢无礼，最无礼的是箕踞（席地而坐像八字形分开），荆轲刺秦王失败后就“箕踞以骂”来羞辱秦王。人们在席地而坐时，由于腿足承受身体的全部重量，时间久了会感觉酸痛，为了减轻不适，东周时期出现了几，这是供坐者凭倚以缓解疲劳的；到了冬天，人们还会在几上铺上毛皮制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古人希望摆脱跪坐姿势的“苗头”，他们开始寻找能依靠的家具了。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席已不能满足上层贵族追求享受的需要。于是，一种比床小、比席高，专门用于坐的家具——榻应运而生。这种“低足家具”在汉魏时期发展迅速，坐卧具由床榻逐步替代席，但当时席地而坐依然不少，汉代石画像中有许多宾主席地而坐饮宴、观舞的画面。榻的体积较小，而且比较轻便，有独坐和连坐之分，独坐即一人坐榻，连坐即两人坐榻。《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周瑜推荐鲁肃与孙权，孙鲁二人就曾“合榻对饮”。佛教的兴起改变了人们关于“坐”的观念。王世襄先生曾言：“从西晋时起，跪坐的礼节观念渐渐淡薄，箕踞、趺坐或斜坐，从心所欲……至南北朝，垂足坐渐见流行……入唐以后……椅、凳不算罕见……唐代正处在两种起居方式消长交替的阶段。”杜甫的《夏日李公见访》中的“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说明席是临时展开的，席居的影响正在消失。而五代时期《韩熙载夜宴图》，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已经是席地跪坐、伸足平坐、侧身斜坐和垂足而坐同时并存。到了宋代，人们已经从席居移到椅上了，垂足而坐成为标准的坐姿，如《清明上河图》中展示的市肆小店，无不陈放各式“高足家具”。就这样，“坐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卧席”的使用延续至今。对于古代的平民百姓而言，用草或苇子编织的席子只不过是一种日常家具。而对于达官贵族，它可以不断升级。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吴都赋》中提到“桃笙象簟，韬于筒中”，“桃笙”是用四川阆中山的桃笙竹篾来编织的凉席，暑天睡在上面不易出汗；“象簟”则是用象牙做的凉席，古人把象牙放在特制的药材中煮软，然后劈成长丝状，再纵横编织成席。在这一过程中,象牙材料的利用率不足10%，这也是象牙席名贵的原因。《西京杂记》中记录，汉武帝“以象牙为簟”，赏赐给宠妃李夫人；《魏书》中有“韩务除郅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的记载。象牙凉席还是雍正皇帝钟爱的夏季用品，据史料记载：“雍正六年，五月初五日，奏事太监张玉柱交来象牙席褥子四个，各长四尺五分、宽三尺六寸五分。传旨：将席拆下托毡，沿蓝缎边，铺床用。钦此。”据说雍正皇帝有一次问安南使臣象牙席的制造成本，当得知需要数百只大象才能完成一张牙席时十分震惊，为了推行节俭之风，他此后就不允许再制造这种奢华的象牙席了。除了“桃笙象簟”外，古代还有许多其他的珍贵凉席，比如一种叫“黄琉璃”的凉席，其材质也是竹篾，只不过加工方法比桃笙凉席更精细，经过细磨编织出来的竹席黄亮似琉璃，故称为“黄琉璃”，多是达官贵人才用的寝具。此外，南朝梁萧纲《筝赋》称：“命丽人于玉席，陈宝器于纨罗。”这里的“玉席”，是真正用玉石做的凉席。古人还喜欢用兽皮做凉席，晋《东宫旧事》对牛皮席有比较详细的评价：“有赤皮席，今盖仿而为之。皮性暖，此却着身有凉意，质亦软滑，夏月颇宜。”这些历经千年的物件，在如今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常见。虽然现在的夏天有了电扇、空调，但燥热的天气里家家户户仍离不开凉席。草席、竹席、藤席、亚麻席、粗布席、冰丝席、玉石席、木凉席、皮凉席、陶瓷凉席、乳胶席……市场上各种材质的凉席让人眼花缭乱，铺着那丝清凉，才不算辜负了夏天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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